1948年12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日报》发表追赠黄百韬为陆军上将，感叹：“黄埔精神不死！”，号召黄埔同学向其学习。
讽刺的是，黄百韬并不出身黄埔。
其先投李纯、后降张宗昌，再降蒋介石。一降再降，是一位三易其主，名副其实的降将。
杜聿明对此作出评价：卫国爱民是革命军人的首要宗旨，不爱民，何以爱国？黄百韬杀民杀俘，他担不起“黄埔精神”这4个字。
1948年11月8日，身心俱疲，精神憔悴的杜聿明从葫芦岛指挥完败兵撤退后，接蒋介石急电匆匆赶回南京。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而眼下的中原战局更是让大厦将倾的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
杜聿明知道蒋介石召他回来，就是让他到徐州统兵与中共军队展开决战，想要称病不去，又恐蒋介石见疑。明知道去了就回不来了，却又不得不去。
当夜，身患肾结核、脊柱炎等多种疾病的杜聿明在日志里写道：
“此刻的徐州战场就是一个刑场。”
杜聿明对夫人曹秀清交了底，此行不是被俘，就是被打死。
夫人曹秀清早年曾参加过共产党，知道我党的政策，泪眼婆娑地苦劝杜聿明，战场上如若实在不行，你就降了吧！
杜聿明苦笑道：
“我这年纪了，又浑身都是病，我不想身后背负骂名，就只能对蒋从一而终了！”
杜聿明在功德林时，曾经讲道：
“我是怀着上刑场的心情，踏上了徐蚌战场。”
杜聿明登上去徐州赴任的飞机，赶巧不巧偏偏又碰上了大雾，这架飞机在途中迷失了航向。等飞到黄河边上了，驾驶员这才发现已经过了徐州，又往回飞，一番折腾，飞机好容易才安全降落徐州。
杜聿明后来对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说道：
“我当时想，战局如此的吃紧，飞机还又耽误了几个钟头，这真是天要灭蒋啊！”
自华东野战军11月4日向全军发布淮海战役攻击命令，至杜聿明此时抵达徐州，淮海战役已经开打5天了。
1948年11月10日，黄百韬第7兵团的4个军被华东野战军4纵、6纵、8纵、9纵、13纵，一共5个步兵纵队外加一个特种兵纵队，死死围在了碾庄。
之前，于11月8日撤到窑湾渡口的第7兵团第63军，于12日拂晓被华野1纵歼灭。现在被围在碾庄的第25军、第44军、第64军、第100军，分别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建立防线，各自防御一面。
但是，此时的第100军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师。两个月前，其第19师在济南战役中已被华东野战军全歼。
11月9日，100军麾下的第44师在过运河时丢了两个团，师长刘声鹤率师部和仅剩下的一个团又于11月10日在曹八集被华野歼灭了，现在的100军只剩下一个63师了。
黄百韬第7兵团原来的5个军12万人马，现在已不足8万人。这8万残军在碾庄圩紧紧龟缩在一起，利用坚固工事，相互依托，进行着最后的负隅顽抗。
1948年11月11日，徐州“剿总”正式下达命令：
邱清泉的2兵团、李弥的13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救援黄百韬。
同时，黄维兵团向徐州开进，刘汝明兵团、李延年兵团在蚌埠集结，沿京浦县北上。
算上碾庄被围的黄百韬兵团，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战场一共集结了80万人马，拉开了决战的架势。
对此，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命令：
“以5个纵队分别对黄百韬发起攻击，先从外围阵地展开突击，进而四面突破，中心开花。
由张仁初的8纵，攻击碾庄圩以东的大院上、吴庄等外围阵地。
由陶勇的4纵从西面向小牙庄、尤家湖阵地发起攻击。
由聂凤智的9纵，从南面攻击碾庄车站。
由王必成的6纵、周志坚的13纵分别从北面和东北方向突击，攻击彭庄、贺台子、大小宋庄阵地。
由陈锐霆的特种兵纵队，实施炮火掩护。”
经过空军侦察，针对粟裕的攻击部署，杜聿明当时提出过另一个解围方案。他向参谋总长顾祝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呈报了一个作战计划：
“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停止救援碾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停止北上，以上4个兵团把兵力集中起来，即刻西进，向西围攻中共刘邓所部。
刘邓所部战力及装备均较弱，一旦被围，粟裕所部必然分兵来援，黄百韬兵团之围自然就能化解。”
但是，这个作战计划有一个前提条件，杜聿明要求：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坚守7至10天，由邱清泉、李弥兵团先南下会合黄维兵团，再而西进，击破中野后再回师碾庄会师黄百韬。”
《淮海战役史》作者傅继俊，在纪录片“淮海战役全记录”中讲道：
“然而，这一方案一提出来就被否决了，从蒋介石、顾祝同到刘峙，没有人相信黄百韬能独自在碾庄坚守7至10天。但恰恰是这个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黄百韬却真的做到了。
黄百韬自被围至覆灭，在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围攻下，竟足足坚守了12天。7兵团强悍的战斗力，不光蒋介石、顾祝同、刘峙没有想到，就连粟裕都没有想到。
粟裕命令各纵队于11月11日，分别向碾庄各自当面之敌发起猛攻。要求部队连续突击，速战速决，务必在3至5天内全歼黄百韬兵团。
但11号、12号两天打下来，敌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远远超乎我军战前预判。华野5个步兵纵队外加一个特种兵纵队从各个方向发起的突击，均未取得成效，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
11月12日傍晚时分，靠前指挥战斗的华野副参谋长张震从陶勇的4纵赶回来，向粟裕作出详细汇报：
“前线战况之惨烈程度，完全超出了野司战前的预判。在小牙庄，光一个村口，敌人就部署了20多挺轻重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泼过来。
而碾庄的村落也构建得非常有特点，每个村子，都建有一道两米多高，用泥土夯实的围墙，除村前村后各留一个不足百米宽的出口外，整个村子都被这道围墙围在中间。
村里的老乡都被敌人圈在屋里充当肉盾，不准疏散。我们的部队不敢用炮，生怕误伤老百姓。两个团在小牙庄打了整整两天都毫无进展，我们的战士上去一拨，倒下一拨。
陶勇的4纵在第一天的攻击中，就伤亡了4300多人。”
当日，国民政府《中央日报》报道：
“徐州东线捷报频传，国军碾庄歼敌8个团，攻占据点二十余处。”
1948年11月12日晚，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土山镇火神庙华野前指，连夜召集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开会。
13纵司令员周志坚介绍了两天来13纵的战斗情况：
“我们攻击的小宋庄只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家家户户都还住着老百姓，敌人不让他们疏散。守军是第100军63师的一个团。
每户的墙壁都被敌人凿出来多个射击孔，墙缝、门缝、窗户、屋顶都架着机枪，与各处散布的明碉暗堡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
敌军还装备了喷火器，每失守一处就烧毁一处，根本不管房舍内老百姓的死活。这样一来，就使得我进攻部队始终在无依托，无支撑的情况下作战。
部队每夺下一间民房，第一时间就得掩护老百姓转移，不然老百姓就会被烧死在里面。这样的仗，我们打得非常被动！
这么多年来，部队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打的仗，更从来没和这样顽固的敌人交过手，就连在孟良崮打74军，也没有像现在的这拨敌人这样难缠。”
粟裕听完各纵队的汇报后，及时调整战术，命令各部连夜展开土工迫近作业，利用黑夜把堑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逐次压缩敌人防线，采用蚕食战术，对敌明碉暗堡及各个火力点，一处一处抵近拔除。
1948年11月14日，在碾庄圩东南面土山镇的火神庙，粟裕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做出新的作战部署，部队分为主攻、助攻和打援三大集团。
陶勇的4纵、王必成的6纵、张仁初的8纵、聂凤智的9纵、周志坚的13纵，以及陈锐霆的特种兵纵队担负主攻任务，由谭震林和王建安直接指挥。
助攻部队是滕海清的2纵、陈庆先的12纵，另有中原野战军王秉璋的11纵和钱钧的鲁中南纵队，总共4个纵队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指挥，从东南方向对徐州攻击前进，侧击邱清泉、李弥来援兵团。
成钧的7纵、宋时轮的10纵、胡炳云的11纵担负阻援任务，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负责阻击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
刚刚在窑湾歼灭63军的叶飞1纵，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1月14日夜，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攻击再次开始。
陈英红，原华东野战军4纵12师炮兵连长，对当年血战碾庄，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回忆道：
“敌人每占住一间民房，他们就把老乡全赶在屋子中间，面对大门，让我们不敢打炮。
他们就靠在两面墙的夹角，用机关枪分别向左右两面墙嘟嘟嘟，嘟嘟嘟。
这些墙都是土坯垒起来的，一边一梭子，两面墙上就打出几个洞，用枪托再砸几下，两边射击孔就凿出来了。
敌人就靠在这个墙角，机枪架上去，左边打，右边打，一个人一挺机枪就可以守住两面。老乡们被逼着站在屋子中间，刚好挡住了大门，他们的办法多损啊，拿老百姓挡子弹、挡炮弹、挡手榴弹。”
高锐，原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师长，老人回忆：
“敌人防守村庄很有一套，他的火力很集中，你无论从哪个方向发起突击，村庄里街街巷巷的每一面墙都有机枪火力形成交叉防御，大门又无法突击，因为有老乡在屋子中间挡着他，我们打不到他。
我们的战士完全是凭勇敢，凭血肉之躯，凭不怕死的勇气跟他们一间房，一条街地争夺每一个据点，我们的伤亡太大，这个仗真是太难打啦！”
秦镜，原华东野战军4纵12师34团团长，老人回忆道：
“干部、党员、团员、班长、骨干全冲在最前面，我这个团伤亡太大了，打到最后几乎只剩刚刚补充进来的俘虏兵了，当时管这叫作即俘即补。
伤亡实在是太大了，早前补入的“解放战士”还是穿我们的衣服，戴我们的帽子，穿我们的鞋子。后面补来的，就已经来不及换装了，只是头上戴着解放军的帽子，身上仍然穿着国民党军的衣服。”
原华东野战军4纵12师连长，陈英红老人回忆：
“黄百韬这样的打法，早在豫东战役时他就用过了。4个月前的豫东战役，黄百韬被1、4、6纵围在帝丘店。当时的黄百韬就是强行把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全集中在中心防区充当肉盾，使得我们不敢放手一搏。
更可恨的是，当我军准备撤离时，黄百韬向我们示威，更为了泄愤，竟将我们被俘的数百名干部战士枪杀，杀人的枪声整整响了一个下午。”
1948年11月12日，碾庄还在血战，杜聿明亲自指挥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一共5个军12个师的兵力，在火炮、坦克、飞机的掩护下，由陇海路南北两侧向碾庄突进。
徐海公路是连接徐州与海州之间最主要的公路。从徐州出发，由这条公路驱车到碾庄只需几十分钟。徐东地区地势平坦，除了几座小山头，其余都是无险可守的平原。
情况十分危急，此刻华东野战军的主攻部队一时还拿不下黄百韬兵团，担负阻援任务的7纵、10纵、11纵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如若挡不住杜聿明亲率的援兵，华野全军就将面临腹背受敌的恶劣境况。
国共两军在这条不足百里的战线上整整缠斗了11天，这场与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齐名的阻击战，史称徐东阻击战。
11月15日清晨，拥有数百门重炮的邱清泉、李弥兵团的4个军，已经离碾庄圩不远了，只要再往前推进十几公里，敌军重炮就能够打到碾庄圩，对我军主攻部队威胁很大。
徐州以东的阻援战斗，由华野10纵司令员宋时轮全权指挥。10纵在团山、寺山一线阻击敌第8军和第9军，7纵在魏集一线阻击敌第5军，11纵在邓家楼一线阻击敌第70军。
11月15日从早到晚打了整整一天，华野3个纵队把敌人的4个军死死挡住，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未能前进一步。
眼见战况陷入胶着，第5军军长熊笑三和参谋长陈毓秀向邱清泉提出建议，以一部继续正面攻击华野阻援部队，余部从南面潘塘方向对徐州以东实施大迂回，这样就能够从侧翼实施攻击，迅速突破华野防线。
邱清泉却始终坚持正面进攻，不愿分兵迂回。
第5军军长熊笑三苦谏，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而一旦黄百韬被吃掉，华野腾出手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是下一个黄百韬。
邱清泉其实心里也很清楚现在双方的态势，但心里话却不能讲出来。在他的第2兵团里，重建后的第74军被留在徐州当预备队，这次没跟他来。自己的2兵团里，目前只有第5军能够打硬仗，若再分兵迂回，搞不好就会被华野各个击破，逐一消灭。
邱清泉实在是不愿意为黄百韬卖命，所以不敢冒险分兵。
邱清泉仍然坚持正面进攻，在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下，华野10纵在付出极大的伤亡后，转移到二线阵地，再次建立防线。从一线撤下来的部队，不少连队拼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10纵司令员宋时轮下达死命令，这是最后的防线，背后40里就是激战正酣的碾庄战场，不能再退了。哪怕战至最后一人，只要还剩最后一口气，就不能让敌人突破这最后的防线。
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增援作战进行到第3天，部队仅仅向前推进不到十公里，这样的结果令国军从上到下大感意外。
此时，南京的蒋介石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致电邱清泉：
“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敌人击溃，以解黄兵团之围。”
无奈，我华东野战军7纵、10纵、11纵组成的铜墙铁壁让邱、李两兵团12个师被阻在徐东一线进不得半步，援救碾庄黄百韬的作战企图，最终宣告破产。
获悉援救失败的蒋介石，也只能在精神上对黄百韬进行最后的抚慰了，他在给黄百韬空投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
“此次徐蚌会战，视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之最大关键，毋惜严令所部切实殉导，同心同德，团结苦斗，志在必胜，完成重大使命。”
这张照片是1948年11月，一架美军侦察机在碾庄上空拍摄的。此时的碾庄已是一片焦土，国民党的4个军与华东野战军的5个纵队，就在这仅有200余户人家的小村庄里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烈厮杀。
11月17日，参谋总长顾祝同乘飞机飞临碾庄上空，用电台与黄百韬通话，要他在必要时率部突围，能逃出多少人算多少人，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将会在外围接应。
但此时的黄百韬兵团已到了强弩之末了，黄百韬心知突围无望，他在电台里对顾祝同说道：
“我受委员长大恩，受顾总长栽培，已报必死之心，牺牲到底就是了。”
顾祝同的飞机飞走后，黄百韬对身边的部下说：
“反正是完了，突围干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去看吗？不如就在此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让黄埔同学们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勾心斗角，只图私利了。”
1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利用堑壕迫近战术，碾庄圩外围村落全部被华野攻占，粟裕下达命令：
19日20时，以8纵从东南、9纵从南、6纵从西、4纵从北，同时对黄百韬兵团部所在的碾庄圩发起总攻。
就在总攻发起前，王必成的6纵奉总前委命令，紧急南下支援中野部队作战，没有参加最后的总攻。
1948年11月19日晩20时，总攻准时发起，华野炮兵部队两轮急袭后，各纵队对碾庄圩展开了致命的最后一击。历经4个小时激战，11月20日凌晨，聂凤智的9纵率先攻入碾庄圩。
张仁初的8纵，也从碾庄圩东南方向打开了缺口，连续突破两道水壕，攻进村内。夜里3时，各纵队相继击溃各自当面之敌，开始逐街逐巷，逐房逐舍地与敌军溃兵展开巷战。
黄百韬率兵团直属队撤到位于碾庄东面的第64军军部，继续负隅顽抗。不久，这里也被我军攻破。
战至清晨5时30分，华野部队攻占了整个碾庄圩。
11月22日，黄百韬撤至碾庄东北面的吴庄。下午16时，华野各纵队对吴庄合围，敦促黄百韬投降，被黄百韬拒绝，继续率部拼死顽抗。
战至傍晚时分，64军军长刘镇湘率残部向西北突围，一出村子就被华野将其击溃，其部悉数被歼，中将军长刘镇湘被俘。
64军突围之时，黄百韬和25军副军长杨廷宴带着几个人趁乱侥幸逃出吴庄，自己却在游家湖附近的一片芦苇塘边被流弹击伤。
黄百韬知道自己走不了了，叮嘱警卫营长冯飞，让他保护副军长杨廷宴返回南京。
绝望中的黄伯韬坐在芦苇塘边上，从兜里掏出总统府出入证，交给25军副军长杨廷宴说道：
“编号17，够靠前的了。”
冯飞护着杨廷宴走出不远，就听着身后传来一声枪声，知道是黄百韬举枪自毙，第7兵团就此覆灭！
蒋介石听到黄百韬的死讯后，专门派人潜入碾庄一带，找到了黄百韬的尸体，辗转带回南京。追赠其为陆军上将，并为其举行“国葬”。
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感叹：
黄埔精神不死！
讽刺的是，黄百韬并不出身黄埔。其先投李纯、后降张宗昌，再降蒋介石。一降再降，是一位三易其主，名副其实的降将。
1979年，在纪念黄埔军校建校55周年之际，杜聿明与黄埔同学在筹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茶话会上讲道：
“最早提出“黄埔精神”的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安体诚，以“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16字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黄埔师生的革命精神。
卫国爱民是革命军人的首要宗旨，不爱民，何以爱国？
黄百韬杀民杀俘，他担不起“黄埔精神”这4个字。”